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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0709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1.8%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习惯性质疑者，41.1%的人坦言自己就有习惯性质疑的毛病。为什么人们会习惯性质疑?调查中65.6%的人认为“社会上炒作太多，不敢轻易相信”，63.8%认为“社会出现信任危机，不再相信高尚和纯真”。
8.据中国网2012年9月3日报道，北京市朝阳区原副区长刘希泉在任时以其特殊身份，帮助儿子刘伟疏通“关系”，骗取拆迁款477万元，并多次利用特权为亲戚朋友谋取私利。
官员****通常都是因为权力没有受到有效限制，造成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现象频发，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现实社会中，可能很多领导干部的一句话也足以决定一个人的财运和官运，在公权监督缺位的官场中，自然也就存在很多手握重权的官员趋之若鹜，难免引来群众一系列的习惯性质疑。2012年，鲁若晴这个名字在媒体报道中频繁出现。这个23岁的青岛女孩年初被确诊患有白血病后，在微博中记录抗癌故事。然而，一些网友怀疑她是网络炒作者虚构的人物。一些媒体和网友甚至宣称，最初向大家介绍鲁若晴抗癌故事的人在炒作中获利。最后经媒体实地探访证实，鲁若晴确有其人，相关质疑完全无中生有。
要想真正遏制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重拾公众的信任，公权监督就得走“亲民”路线，让普通人也能参与进来，一双眼睛不好使，就多几双眼睛，总能够将某些官员的把戏看穿。在公众充分享有的知情权面前，大到热点问题，小到日常工作，将信息开诚布公向老百姓解惑释疑才是最关键。尤其在现今舆论监督特别是网络监督的强势围观下，经受“质疑”并且善待“质疑”已然成为职能部门的一堂必修课，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引导作用及时向公众解惑释疑更是一种执政能力，切莫在“躲躲藏藏”中让自己陷入“塔西佗陷阱”。
9.2013年上半年网上颇为流行一个“中国式过马路”的段子，“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在调侃的同时又生发出对交通、国民素质和安全意识问题的讨论。循着这样的思路，一些行人纵身一跃横跨公路隔栏，可称为“中国式跨栏”;公交车站乘客们蜂拥而上挤进车，可称为“中国式上车”;正在行驶的车辆突然一个急转，强行插入另一条车道，可称为“中国式并线”。
这种变化之中，一则存在群体效应，大家都这么做，法不责众，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一则发生了规则的异化，原来的红灯停绿灯行、排队依序、驾驶规则等都被放到一边，扎堆前行、拼抢上车、强行并线成了众人奉行的“潜规则”。有规不行，违规成风，由此看来，“中国式过马路”等现象，其实是陷入了一种规则困境。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乱闯红灯是不文明的行为，但是生活中还是有好多人对此事明知不当为而为之。除了因为人们总是认为交通事故这样概率极小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从众心理外加群体效应的影响，想一想，红灯车少时如果身边的人都过马路了，只有自己站在一边等绿灯，人们心里总会有一种自己看起来很傻的感觉。更何况如果“凑够了一撮人”，情况就变成“车怕人”了，出交通事故的几率自然也就近乎为零，那么大多数人在这时候都是会选择混在一群人里大摇大摆地横跨马路，这样的心理导致了更多的闯红灯现象。
交通管理与设置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很多时候红绿灯给车通过的时间有两三分钟，而给人过街的时间只有十二三秒，时间经常来不及，况且，过街横道线要三四百米远才能有，天桥或地道还有长长的上下梯步。
10.现在有地方对“中国式过马路”动起“真格”了，从2013年3月1号起，浙江省公安厅对“中国式过马路”实施“零容忍”管理，20天以来，浙江已处罚“中国式过马路”近万起，其中闯红灯八千二百多起，不走人行横道一千六百多起。
20来天处理近万起行人违章，从数量来看并不少，但据浙江警方说，由于警力有限，加之违法行为数量大，这些被处罚的行人多数都是违章过马路的带头人。言外之意很明白，违章的人太多，根本管不过来。
对于“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社会各界议论颇多，谴责者有之，理解者有之，庖丁解牛般分析者也有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声音就是“治乱象，用重典”，也就是重罚每一个不守规矩的行人，而浙江也正是这样做的。
破解“中国式过马路”，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质题，还是一道社会管理题。如何协调社会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制定体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的社会规则，提升规则的科学性?如何在规则实施中一视同仁，对违规者依法进行惩处，提升规则的公信力?这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参与和监督。人人行动起来，人人负起责来，共同遵守和捍卫良性规则，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运作。
11.目前，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心态表现为积极健康向上的态势，多数社会公众投身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和应对社会变化的心理承受能力显著增强。但是，改革开放带来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社会各阶层的分化组合，由此也引起了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社会心态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和多样化，社会心态始终处于不断调整、适应、分化、易变的动态过程之中。由于一些不健康、不正常的心态发生、演化和累积，一些社会公众表现出极端化、情绪化、畸形化的思维方式和心态模式，对于社会整体的良性发展和社会个体的身心健康也造成了不利影响。
社会心态具有自发性、随意性，也有传播性、感染性，当社会价值标准不明确时，特别是当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发生剧烈改变，人们的不稳定、不确定感增加时，个体会通过与他人分享社会标准形成的过程，创造和保持对意义或现实的体验，增加稳定感。由于社会个体的多样化存在，以及伦理价值规范的可选择性增强，个体与他人分享社会标准形成的过程，就是不同社会群体按照价值观标准不断分化组合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价值观念分化和多样化的过程。
有关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表示，金钱并不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但现实生活中，经济收入还是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大多数人表示，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抱有很大信心”，而对自己的未来则表现出明显的犹豫和不自信态度。大多数大学毕业生表示，择业最看重“是否有利于个人发展”，而用人单位发现，“待遇好，工作舒适”通常是最有吸引力的条件。社会心理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心理振荡和情绪漩涡，会使社会成员的心理行为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极端化倾向，或者趋于极端僵化保守，或者趋于极端冒险冲动，一些借机泄愤、聚众滋事等事件之所以频频发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作为一种状态，社会心态反映着人们的精神气质、心理情绪和价值取向;作为一个过程，社会心态为社会成员所建构，包括生成、改变、沉积等;作为一种动力，社会心态不断为个体提供心理场域和舆论背景，潜在地引导、诱发、推动、限制着个体的行为活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更要要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